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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恶灵玛丽安》（2019）由法国导演塞缪尔·博丹执导，以19世纪末法国诺曼底地区的乡村传说为蓝本，构建了一部融合历史悬疑与超自然恐怖的叙事作品。影片背景设定在1892年至2019年的双线时空：1892年，年轻农妇玛丽安因被指控用巫术杀害地主家孩童，在村民的集体恐惧中被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，她临死前诅咒“雾隐村将永远被我的怨恨笼罩”；2019年，历史系研究生伊芙琳为撰写毕业论文来到传说中的“雾隐村”，试图挖掘玛丽安冤案的真相。伊芙琳入住村中唯一的旧旅馆，旅馆老板娘玛德琳警告她“月圆之夜别靠近村西庄园”，却在伊芙琳的追问下，断断续续讲述玛丽安生前与地主儿子的秘密恋情，以及村长为掩盖儿子罪行而策划的诬陷。随着调查深入，伊芙琳在庄园阁楼发现玛丽安的日记，里面记载着她目睹地主与村长女儿私通、并意图侵占她父亲留下的土地的真相。当伊芙琳在日记里读到“他们说我是女巫，可我只是想让光穿透这片黑暗”时，村庄突然陷入诡异的浓雾，镜中浮现出玛丽安烧焦的影子。伊芙琳逐渐意识到，玛丽安的恶灵并非单纯复仇，而是在引导她揭开被历史掩埋的真相——原来玛丽安的“诅咒”正是村民为掩盖罪行而编造的谎言，她的真实死因是反抗父权压迫的牺牲品。影片最终以伊芙琳在火刑柱遗址前用日记为玛丽安正名，驱散浓雾、释放灵魂作结，在超自然恐怖的外壳下，探讨了女性在历史暴力中的生存困境与真相救赎的永恒命题。
《恶灵玛丽安》的剧本结构堪称“历史悬疑与超自然恐怖的完美缝合”。导演塞缪尔·博丹采用双线叙事，将1892年玛丽安的悲剧与2019年伊芙琳的调查并置，通过日记、村民证词、火刑遗址等碎片化线索，层层剥开“恶灵复仇”的表象。剧本最精妙之处在于“诅咒”的反转：玛丽安的“诅咒”实为村民为掩盖罪行而编造的集体谎言，她的“恶灵”身份是父权社会对女性反抗的污名化。这种叙事设计不仅颠覆了传统恐怖片的“恶灵即恶”逻辑，更赋予影片对历史暴力的深刻反思。在演技层面，伊莎贝尔·于佩尔饰演的伊芙琳展现了教科书级的心理刻画：从最初对“历史真相”的学术热忱，到目睹超自然现象时的生理恐惧，再到发现玛丽安日记时的共情与愤怒，她的眼神从锐利的求知欲逐渐转为悲悯的泪光，肢体语言（如紧握日记的颤抖手指、面对火刑柱时的踉跄后退）将角色的心理裂变具象化。而露西·布瓦饰演的“恶灵玛丽安”虽全程以阴影、火光呈现，却通过扭曲的脖颈、指甲刮擦木板的音效，塑造出兼具脆弱与愤怒的复杂形象——她既是受害者，也是真相的“活载体”。影片的历史价值更值得称道：19世纪末法国乡村的宗教审判、女性地位的低下、父权社会对土地与权力的掠夺，均通过玛丽安的冤案得到映射。玛德琳作为“幸存者”的愧疚、村长的伪善、地主儿子的懦弱，构成了一幅充满人性幽暗面的历史群像。博丹用恐怖片的外壳包裹了对历史暴力的温柔解构，使《恶灵玛丽安》超越类型片局限，成为一部兼具娱乐性与思想性的佳作。
别在月圆夜靠近庄园，玛丽安会把你的灵魂也烧成灰烬。
他们说我是女巫，可我只是想保护我的孩子……
你也想知道真相吗？那就来庄园吧，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——用我的血。
你们凭什么用恐惧杀死她？
玛丽安，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你不是邪恶，你只是一个被冤枉的灵魂。
伊芙琳·勒梅尔
演员：伊莎贝尔·于佩尔
2019年的历史系研究生，理性与勇气并存的调查者。她带着对历史真相的执念来到雾隐村，初期以学术视角审视玛丽安的“女巫”传说，却在目睹超自然现象后陷入自我怀疑。角色的核心成长在于从“旁观者”到“共情者”的转变：她在日记中读到玛丽安的反抗与绝望时，意识到自己与玛丽安同为父权社会的受害者（女性在历史中被定义、被牺牲）。于佩尔通过克制的表演传递角色的心理裂变，尤其是在火刑柱前与“恶灵”对峙时，她的台词“你不是邪恶”既是对玛丽安的辩护，也是对自身处境的觉醒。
玛丽安·杜波依斯
演员：露西·布瓦
1892年冤死的农妇，被诬陷为“女巫”的反抗者。她的悲剧根源是对父权与土地掠夺的反抗——地主企图侵占她父亲留下的土地，村长女儿为掩盖私情而诬陷她。影片中她的“恶灵”形象充满矛盾性：她既是恐怖的源头（引导伊芙琳进入危险），也是真相的“信使”（通过超自然现象迫使伊芙琳直面历史）。露西·布瓦通过非人类的肢体语言（漂浮的发丝、扭曲的脖颈）和声音处理（低语与尖叫的切换），塑造出兼具脆弱与愤怒的复杂形象，她的“诅咒”实为对历史暴力的控诉。
玛德琳
演员：芬妮·阿尔丹
雾隐村旅馆老板娘，玛丽安悲剧的知情者与幸存者。她的台词充满对过去的愧疚与恐惧，如“我看见她在火里笑，那笑声比火焰更烫”。角色的作用是串联历史碎片：她的存在证明“恶灵传说”实为村民集体沉默的产物。芬妮·阿尔丹用颤抖的语调与躲闪的眼神，将“幸存者的负罪感”具象化——她既恐惧玛丽安的“诅咒”，也恐惧真相的曝光。她的角色成为影片“历史暴力幸存者”的缩影，深化了对集体沉默的反思。
皮埃尔村长
演员：安德烈·杜索里埃
雾隐村的权力象征，父权秩序的维护者。他表面是“保护村庄”的长者，实则为掩盖儿子罪行而策划了玛丽安的冤案。安德烈·杜索里埃通过伪善的微笑与严厉的警告，塑造出“为了集体秩序而牺牲个体”的典型反派形象。他的台词“雾隐村需要一个‘女巫’来平息恐惧”，揭示了集体暴力的本质——用虚构的“恶”来掩盖真实的罪。他的角色成为历史暴力中“权力合法性”的讽刺注脚。